[③] 黄玉顺：《超验还是超凡——儒家超越观念省思》，《探索与争鸣》2021年第5期，第73–81页。

原因在于俄罗斯军队是能够发挥炮兵和空中支援方面的余留优势的。镒是比「两」大的单位，一镒等于24两。

1830年他被调到炮兵部工作，当时《战争论》尚未修订完毕。例如俄军最著名的远程布雷系统是2021年投入使用的耕作系统，它是俄军在乌克兰部署的最新一代远程布雷系统，基于卡玛兹-6560型8×8军用卡车底盘研制而成，配备两组25个122毫米发射器，能发射反坦克地雷或人员杀伤地雷。将一字，意一军之将，范围未免太窄，不能恰当表达现今统御「全争于天下」之大局者。【摘要】在一个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：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。西方的《战争论》指出：战略要素包括精神、物质、数学、地理、统计。

…………不过，即便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资深研究人员达拉·马西科特看来，一切尚待观察。太阳鸟是承载太阳运行的，故赢的金文可暗指逐日之夸父。2.机体除了对感觉的描述，另一类经验模型涉及对身体组成部分及其关系的描述。

只是倾向于将之归咎于以西释中，这恐怕是倒果为因，即并非因为以西释中才无法理解中国古人的思想。因此对君权的维护就能类比于园丁数披其木，毋使枝大本小（ 《韩非子·扬权》）。此外，与方圆形状相近的曲直也是一种经验模型，并主要用于描述行动。这种感受性的体，看起来是指向外在世界的，恰恰代表了人对自身实在性的理解，即能以体去感知，实际是对体本身的实在性的肯定。

将道比拟为根，这固然是对道的终极性的描述，并且如前所见，相比于说成万物之母，根更适合展示道的终极性，即自本自根象征的道只依赖自己，不依赖其他。首先是体作为肢体，即四体之体，从人的外貌的组成部分扩展为一般意义的成分，所以事物的成分也能被称为它的体。

此外，还是衡量治理能力的指标，即精神上的聪明光而不蔽（ 《淮南子·主术》）是执政者善于治理的象征。此外，治理实践也有触感，强力控制叫做刚克，放任绥靖则为柔克（《尚书·洪范》），理想的治理则是触感上的不刚不柔，布政优优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）。比如，早期信仰中天帝、鬼神对人间事务的监控，主要手段就是视与听，这正是类比于人的感官活动来想象神圣主宰的活动。所以，返复圆环等描述圆周运动轨迹的词汇常被用于描述道，道也常被比喻为进行圆周运动的磨盘、转轴、车轮、旋转的羽毛等，此外还被更形象地称为圜道。

因为一套概念语言是有意义的，并不在于其谈论了抽象的概念，而是对概念的抽象言说必能以某种方式关联于经验。而这种空洞的抽象性不但会损害中国思想作为哲学的名誉，还可能迫使研究者去其他文化传统的概念资源中寻找意义的填充物，最终令中国哲学成为某种理想哲学的复制品。因此改善中国哲学的研究，问题不在于如何辨析中西关系，而是研究者在面对其先哲的思想遗产时如何重建理解力？回答这个问题，还要再次回到语言层面。但处理变化问题时，则是将此类运动经验挪用于揭示变化的周期性。

而下文要重点谈论的就是关于某类用法的具体案例，以揭示经验词汇挪用于日常语义之外的模型作用。所以，中国古人的伦理思考不仅是性别伦理，更是血缘伦理。

但这些词汇的所指与其说是某一时间段，不如说是测量某一时间段的单位时间，如旦暮积谓之岁（《荀子·儒效》）就是以天为年的单位。笔者将论证，其实质是经验素材的跨领域挪用，并能视为中国古人构造其概念语言的核心机制，即经验作为近所象征的熟悉性，能被用作一种模型，帮助理解和谈论远的东西，当然也包括抽象概念。

或者，把主导事物生成的阴阳二气的关系描述为雌雄性别关系，即阴阳相照、相盖、相治，……雌雄片合于是庸有（ 《庄子·则阳》）。这种秩序也能表述为道的秩序，所以中国古人对道物关系的讨论同样能依据空间的容纳功能，如常见的道被比拟为空间（虚或空）或具有中空结构的事物（如风箱、房间、轮毂等），其对万物的作用则被描述为大道能包之（《庄子·天下》）或道包之（ 《鹖冠子·泰录》）。因为它们同样是能近取譬的基本素材，即出现于运动描述中的经验词汇也能超出日常语义，被挪用于谈论不同领域的问题。因为无论对自然还是人事来说，只要变化是在某种圆周轨迹中发生，就意味着一切变化皆会重演，所以有可预判的周期。此外还有专门对执政者来说的深根固柢（《老子》第59章 ），是把基于道的指导治理国家类比于园丁为植物固根。同时，从血缘看婚姻，重点不是性别伦理中表示主从关系的夫义妇听（《礼记·礼运》），而是血缘伦理中表示合作关系的兄爱弟敬，所以夫妻之间要如兄如弟。

而正如最初所提及的，这要归因于研究者对哲学性即抽象性的偏好，也即似乎只有聚集于抽象词汇，才能揭示一种思想的哲学性。不过，也应当承认，这些经验描述会在模型化的过程中被淡忘，比如，今天的中国人在使用聪明开头体会实体等词时，可能淡忘了古典的涉身经验。

可见在中国古人的时空经验中，空间是第一序的，并构成了理解时间的模型。而其形式，正是前引文说的人生而静的性会感于物而动，即原本静止的人性会对环境刺激做出动态反射。

当然，如何预测人事变化的周期，一直是历代易学家最关切的议题之一，并发展出一系列复杂算法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因为厚度被古人视为空间体积的基础，即无厚不可积（ 《庄子·天下》），所以厚薄被迁移为德的描述语时，意味着人格的塑造犹如事物的成型，需要在厚度上有所积，这就产生了积德这一说法并沿用至今。

如行义动静（《荀子·君道》）或动静不失中道（《孔丛子·儒服》），固然可以说义与道是应然的行为规范，但正因为行为被描述为某种意义的动静，所以充当行为规范的义与道也能被视为某种形式的运动法则，是故也具有实然意味。但亟待澄清的另一方面是，此种研究并非去追溯抽象概念的经验起源。此外，上下还被迁移到价值领域，因此有上德上善上智与下德下流下愚的对应——上下意指价值层级，并由此衍生出在价值上推崇和贬低的动词义，如上贤即推崇贤能，持下即贬低自己，足下在下则成为自谦的用语并沿用至今。与其妻为偶，阴阳相成之义也或阳倡阴和，男行女随（ 《白虎通·爵》《白虎通·嫁娶》），就是把阴阳结合比拟为男婚女配，把阴阳互动比拟为夫唱妇随。

同样具有模型意义，但相对特殊的人体成分是血液，其特殊性则是作为流体，充当了生命力的象征。视听之外，中国古人把对感官的描述挪用到其他领域，另一典范素材就是触觉。

此外，德在体积、面积上的区分又能概括为大小之分，所以又有大德小德之说。1.感官对感官的描述被挪用为谈论其他问题的模型，首先就是对视觉与听觉的描述。

况且单纯在表述上依赖西方哲学，这未必就是缺陷，甚至还有推动接着讲的积极贡献。这种关联义的体是谈论各种关系的模型，如天地一体（《庄子·天下》）、万物一体（《艺文类聚·隐逸下》），还有著名的天下国家一体（《申鉴·政体》），是把世界视为一个内在关联的身体。

比如就动的方面看，人性的感于物而动能被进一步表述为人心之动，物使之然也（《礼记·乐记》），正是指外物引发的心理状态。但更为重要的，也是与接着讲的不断革新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中国哲学研究者用以构造其学科语言的基本术语，在百余年来并未发生实质变化，始终是以翻译西方哲学的舶来词为主体，比如本体论宇宙论等各种各样的论，形上学伦理学等各种各样的学，此外还有关联各种论和学的技术词汇如存在实体本质正义美德等。所以用感应描述人性，也尤其意味着中国古人的人性概念是指与生俱来的生理本能，因此好恶喜怒哀乐不仅被称为血气，也被说成情性，即属于人性概念的范畴。而对血缘的描述同样属于涉身经验的范畴，且以上所见家庭关系的模型化，本质上就是血缘关系的模型化。

值得注意的，是心对外物影响做出形于声的反射，并非真实的声音，而是精神的回声，即对声音运动的描述也能挪用为精神修辞，就像今天人们常说的心灵的声音内心的响应。关键词：语言 经验 概念理解作者李巍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（武汉430072）。

至于今天常说的优先落后争先恐后，也是类似的价值修辞。但四时作为时间点的意义不限于描述事物领域的阴阳之化，还被用于说明人事，典型如喜怒哀乐被视为情绪的四时，赏罚生杀被视为国政的四时。

那就是，能被称为哲学的思想除了是抽象的，也应该是可理解的。4.计时虽然以上所见，中国古人是以空间为模型来描述时间。